导语：

不久前，成立至今已30多年的文具制造业龙头东莞虎门南栅国际文具制造有限公司宣告结业，曾占全球文具夹60%市场份额的行业巨擘轰然倒塌。在这家公司付出了8年青春的范晴（化名）满怀唏嘘，在网上发帖称“计划用拿到的补偿金和积蓄，到惠州开一家便利店”。

今年以来，在国内外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东莞已有多家大中型企业宣告倒闭：东莞市库珀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市创电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市驰鹏电子有限公司、爱高电业（东莞）有限公司……而在全国范围内，据统计上半年已有46万家公司黯然离场。

但令人感到魔幻的是，这边厢大量企业不堪重负纷纷倒闭，那边厢各地政府招商引资却力度空前。在产业生态“大换血”的背景下，以优质龙头企业争夺和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为核心的招商引资全新竞争格局已然形成。

为这一轮变局赋予全新内涵的，是今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理念是市场化，但长久以来，市场与计划的分歧仍然存在，尤其在招商引资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主要目的就是将以前所存在的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过多干预加快削减，把它规范。而各大城市冀望在全新的招商格局下脱颖而出，同样需要找准“市场”和“计划”的定位，实现“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通力合作，厘清各类招商引资途径和载体的利弊及关系，进一步提升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利用效率。

招商引资新变局，企业的需求是什么？

今年初，总投资51亿元人民币的12英寸MEMS制造线项目合作协议在合肥高新区签订。赛微电子与合肥高新区合作投资，拟建设一座设计产能为2万片/月的12英寸MEMS产线，预计满产后可实现年收入约30亿元。

这是合肥在这一轮“企业争夺战”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仅今年前两个月，合肥全市新建的省外亿元以上项目就达到53个，实现了高质量产业招商的重大突破。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对于大项目、好企业的争夺，已经呈现白热化态势，以深圳、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频频亮剑，给钱、给地、给服务，纷纷展示柔软身段，向优质企业频送橄榄枝；同时，以合肥等地为代表的内地二、三线城市更是给出了让企业难以抗拒的优越条件，试图从珠三角抢夺优质企业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线城市及二、三线城市面临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以“世界工厂”东莞为例，东莞的项目源、资金源、动力源主要来自深圳，但目前东莞面临前海、横琴这两个合作区的挑战和竞争，两个合作区的招商引资政策优势，再加上珠江口东西两岸资源要素的流动进一步加快，导致深圳外溢的项目正面临严重的分流。

对东莞来说，由于土地开发强度较高，新增的空间资源十分有限。在跨入万亿GDP城市俱乐部后，东莞要实现进一步发展，必须推动新增空间资源与存量空间资源相结合，为优质的产业创造载体，这也是破解当前发展矛盾的一个关键。

纵观各地的招商引资项目，主要分为大型企业拿地自建厂区、中小微企业入驻产业平台、中型企业则根据自身需求选择落地方式。其中，地方政府为吸引核心大企业入驻，通常在政策上有所倾斜，因此大型企业多选择拿地建厂或建工业园区，如华为在东莞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欧洲小镇、OPPO在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核心区域建立全球移动终端研发总部等。包括前述在今年宣布倒闭的多家大中型企业，也多为这一类型。

地方政府在招大引强上具有特别的优势，但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更讲求上下游产业链的集群链接。大型龙头企业固然代表了一个地区的产业高度，是构建产业体系的“骨架”，但大量中小企业才是产业体系的“血肉”。

因此，各地的招商引资如何导入一大批有活力、有潜力的优质中小企业，如何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适宜发展的载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事实上，中小实体企业不仅关乎一个地区的产值、税收数据，更与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因素息息相关。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导向来看，为中小型实体企业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保证大多数企业活下去，也是2022年的工作重点。

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由于需求的细致和分散以及自身规模和发展阶段所限，很难通过拿地建厂的路径为自身构建理想的栖息地，这就需要发挥平台型产业园区的作用，为这些企业的迁徙提供一个优质的目的地。因此，近年来中小型企业入驻平台型产业园区的脚步不断加速，已成为大势所趋。

切中痛点，产业园区成中小企业核心承载平台

“拿地建厂的整个过程十分繁琐，成本也很高，对于我们普通企业而言并不友好，性价比不高。”几天前，东莞市迪维讯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效周接受采访时说，在去年公司想搬迁到东莞时，也曾在拿地建厂和入驻现有产业园区之间做选择，但最终在多方考量下，还是选择搬到东莞市凤岗镇，入驻了凤岗天安数码城园区。

龙效周表示，迪维讯此前一直都是租用办公场地，长期以来出现过很多问题，所以在经过多方考察后，最终在凤岗天安数码城购置了2400多平物业作为办公场所和生产车间，让企业能够扎下根来，安心开展研发和生产。“我也曾了解过拿地建厂的流程，但最终还是选择入驻产业园区”。龙效周说。

企业选址是一个长期决策行为，与企业后续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活动直接挂钩。过去，除了大型企业有能力独立购置土地、自建厂房，从而拥有稳定的经营场所外，中小企业基本以租赁场地为主。但如此，企业往往就面临租金价格不断上涨、租约到期存在不确定性、生产经营场所时常变更等问题，对企业的持续发展形成了较大制约。

那么，如何确保在产业转型升级、“腾笼换鸟”的过程中，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载体，成为了工业用地集约化发展探索的重要一环。

在市场需求的催动下，近年来各类平台型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为承载中小微企业的主要载体，平台型园区也成为了新一轮区域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阵地。

与迪维讯有类似境遇的企业不在少数。中小企业入驻产业园，一大优势是能够根据企业自身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物业，这正切中了如今众多中小企业的痛点。

金隆机械董事长肖忠华对此也深有感触。过去，金隆机械经历过数次搬迁，每次搬迁都面临众多难题，要寻找新场地、租金重新洽谈、工厂重新装修、生产线搬迁调试、人员流失等等，会造成很大的资金和精力投入。最终，金隆机械入驻了松湖智谷产业园，如今已拿到不动产权证，拥有了稳定的经营场所，企业有更多精力和资金投入到研发、生产和经营中，企业的发展也更有稳定性、持续性。

实际上，平台型产业园区在规划阶段，会考虑较大化适应各类中小企业的诉求，并让企业根据实际的需求对空间进行支配和再规划，充分发挥园区的专业化和技术优势，提高企业的整体生产经营效率，让企业的资金和精力集中于产品开发、市场扩展等核心业务，更好地发挥作为中小企业主要承载平台的功能和使命。

高效集约，平台型园区提升资源要素利用水平

范晴付出青春的南栅国际文具曾是叱咤一时的知名企业，较高峰时员工近万人。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这家公司在占地12.75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纸壳厂、包装厂、文件夹厂，俨然已形成一条围绕自身核心业务形成的完整产业链。

令范晴和她的同事们想不到的是，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巨变，曾看似坚不可摧的巨舰也会有搁浅的一天。“三旧”改造，是南栅国际文具项目地块未来确定的命运。

在过去的东莞和珠三角、长三角其他城市，大型制造企业独立拿地建园、动辄承载上万乃至十万人的独立大厂区十分常见，在各大城市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孤岛”。虽然这些“孤岛”中的很大一部分在近年来要么改造、要么离场，但这种“招引一家大企业独立拿地建厂，创造高额效益产出”的路径依赖却延续至今。

尤其在2015年之后，各地在招商引资时对大企业、大项目的争夺愈演愈烈。为了得到大企业垂青，政府在土地、资金等方面通常都会有大量资源倾斜，其诉求无非是企业投产后能产生可观的产值和税收。而大型企业在获得成本低廉的土地后，通常都会自建厂房或者工业园区，投产后即可实现效益产出。那么，这种模式真的那么可靠？效益产出真的那么高吗？

事实上，大型实体企业独立拿地建园后最终倒闭、转让或低效使用的案例并不鲜见。金立手机，一个曾经响当当的名字，在金立手机狂飙突进的年代，在东莞投资20多亿资金建立了金立工业园，每年产能高达8000万台手机。而随着智能手机行业的瞬息万变，金立手机发展战略的失策，最终导致破产，东莞金立工业园也难逃被闲置的命运。同时，电子信息一直是东莞的重要支柱产业，龙头企业在占据优质土地资源的情况下铩羽而归，势必也会波及到当地的产业生态链。

这并非孤例。以胜华科技为例，胜华科技曾是全球中小尺寸液晶面板较大的生产商，1995年在东莞设厂后，曾几次进行增资扩产，并在2010年宣布在东莞松山湖高新区独立建厂，加码布局面板产业。当时，胜华科技以其东莞子公司为主体拿地30.6万㎡，建设了研发楼、厂房及宿舍，但此后的几年里，由于市场不及预期，加之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胜华科技持续亏损并陷入破产困境，其东莞子公司也黯然退出，管理人员全部撤离，在松山湖建设的厂区则被闲置，最终出让给了后来的企业。

单一大型实体企业拿地建厂或建园，相当于政府将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如果行业风向骤变或者企业经营不善，产业单一化带来的风险就会凸显，不仅会影响土地使用效率，对当地的产业生态也会造成重创。比如前文提到的南栅国际文具等企业倒闭，不仅对地方当前的经济效益、产业生态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在员工安置方面未能妥善处理，更有着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当下，市场竞争越演越烈，不确定性成为经济新常态；在行业升级迭代更新加快的背景下，企业发展不可能一直保持稳定向上的态势，尤其当市场竞争激烈、利润下降时，企业所创造的价值自然就会相应降低，总体会呈现出波动的态势。

而平台型园区的运作逻辑是，如果入驻了100家企业，那么总会有一部分企业在行业风口下保持高速发展态势，能够持续“造血”。

佛山高明的雄威智创工业城，是从单体企业项目改造成为平台型园区的一个范本，该项目前身是雄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的自用厂房，原来的厂房老旧、消防漏洞多、污染大，而且项目容积率低、税收产出低，属于典型的低效用地。改造为平台项目之后，该地块的容积率从0.35提升到4.0，而随着大量企业的入驻，亩均税收产出也从每亩1.84万元增加到每亩20万元。

我们再来看一组实体企业与产业园区的产出对比：以东莞松湖华科产业园和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对比为例，伯朗特是东莞机器人领域的龙头企业，其总部占地面积大约34亩，按照2021年的数据，去年该公司的亩均产值为1600多万元；而松湖华科产业园聚集的也是智能制造企业，占地面积30多亩，近年来产值一直保持在10亿左右，亩均产值超过3000万元。近年来，松湖华科产业园已经孵化了数百家企业，园区企业的产值、税收也迎来高速增长，这恰是产业园区“长期主义”带来的效益。

由此可见，平台型园区并不代表低效，大型企业独立拿地建厂，也不意味着一定能实现高额的产值税收产出。在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都市圈加速落地的大背景下，珠三角城市应充分激活各种资源供给路径的效用，按照市场主导的大原则，实现头部优质企业单独拿地建厂+规模化产业平台集聚优质中小企业的双轮驱动，形成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良性循环，才是真正提高土地产出效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