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划定的一个历史节点。

那个春天的到来其实并不突然。无论是否曾经生活在1978年，只要你将视线拉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就会发现当历史进入了1978年后，人们总能够在报纸新闻里，在字里行间里，感受到春风拂面。

在1978年前的近30年间，涌动与大江南北宽街窄巷的中国人，被西方新闻界形容成“蚂蚁”。

这个词包含了如下意义：渺小、灰头土脸、汲汲营营，此蚂蚁看上去跟彼蚂蚁没什么两样。

这群蚂蚁人穿着邋遢颜色、式样近乎相同的衣服，住在低矮、拥挤、破旧的房子里。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的经济不仅仍然落后于老牌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亚洲新兴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

中共元老陈云看清了当时的情况，他一针见血地说：革命胜利30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中国的落后、封闭，外国人习惯理性地拿数字说事，而身临其境的中国人则往往感受更加具体。

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有丢弃的死猪，绿头苍蝇问问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味。此时的深圳还属于边防禁区，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商品运到深圳，要先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起运过罗湖桥。

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还是人们知之甚少的外面的世界。

1978年，一个叫王石的27岁的“国家技术员”从广州排名前列次来到南方小镇深圳。对于深圳，王石是个“外人”，对于王石，深圳是个边关。20多年后，已成为中国房地产领袖的他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而这一年，在大学教室里，28岁的孟晓苏从工厂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室，而29岁的冯仑进入了坐落于十朝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经济学系，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

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汇，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小、太挤。

上海光华仪器仪表厂会计杨希鸿，就住在如同“鸽子笼”的家，13平方米， 挤着三口人。

回忆起30多年前的情景，北京的朱奶奶记忆犹新，溢价是口人就挤在位于永安里的20平方米的一间平房中。

而据杨绛先生回忆，1977年她和钱钟书住在学部办公室已近三年，“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

3.6平方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就是城镇居民的生活空间，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们腾挪搬移，费力经营着自己局促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还基本停留在“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上。事实上，福利分房时期，对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能在退休前，分得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旦儿女成家，就只能与父母挤在一起，三代同屋的住房现象普遍存在于众多家庭之中。

过道上码放的煤球，用废旧模板搭成的简易储藏室，嘈杂的公共厨房、水房，潮湿阴暗的过道，昏黄模糊的灯影......至今，筒子楼里的记忆仍然深深地印在很多人的脑海里。

统计数字显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开前的近3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新中国成立时少了0.9平方米，在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

然而，面对全国869万城镇缺房户，疲弱的国家财政早已无力负担，名义上用于房屋维修、管理、建造之用的房租，在低工资的背景下，也少得可怜。连旧房子的维护都不够，更不用说建新房了。

国家家底单薄，百废待兴。面对窘境，如何改善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从中央部委到省、市、县有关部门，从中央首长到基层单位领导，无不百般研讨，绞尽脑汁，到头来还是乱麻一团，无计可施。

1978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住宅建设会议，转达了邓小平对于解决租房问题的指示，主体精神是：解决住房问题的路子能不能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建筑业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位置。

1978年10月20日，邓小平在视野北京前三门新建的公寓住宅楼时，“并问居民住房可否成为商品？”

当时在场的同志无人敢答，他自言自语说，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北方讲话”，被后人评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中国已经等不起了！

而同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5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排除干扰，统一了思想，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就在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个冬天，15岁的潘石屹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山沟沟里读中学，每天饿着肚子苦读到深夜。这位“身不高、体不壮”的农民后代，在20多年后成为了中国房地产界的大腕，资产达数百亿元。

这年年终，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当年“年度人物”，并用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

正是这一幅幅改革开放的愿景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激励着无数中国人的人生。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历史机遇和舞台，所有风光无限的中国房地产商都将有着迥然与今天的人生际遇。

而困难远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政策扫清，我们明天接着读《1979年，知青返城，住房告急》。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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